浙江1例！最高檢發布4件依法懲治涉網絡黑惡犯罪典型案例

最高檢發布4件依法懲治

涉網絡黑惡犯罪典型案例

(資料圖)

聚焦重點領域

依法懲治涉網絡黑惡犯罪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4件依法懲治涉網絡黑惡犯罪典型案例。該批典型案例聚焦當前司法實踐中常見、多發情形，涉及群眾反映強烈、被害人群體廣泛的網絡“套路貸”、網絡輿情敲詐、網絡裸聊敲詐、網絡“軟暴力”催收等信息網絡重點犯罪領域，有較強的代表性、典型性。其中，浙江檢察機關辦理的洪某都等人敲詐勒索案入選。

檢察機關依法懲治涉網絡黑惡犯罪

典型案例

案例二

洪某都等人敲詐勒索案

【關鍵詞】

惡勢力犯罪集團　跨境裸聊敲詐　惡勢力組織成員范圍界定　組織成員犯罪數額認定　主從犯

【要旨】

對于僅以線上有組織地利用信息網絡點對點實施敲詐勒索等違法犯罪活動，具有一定隱秘性、尚未對被害人親友等周邊人群形成滋擾威脅、尚未達到嚴重破壞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的，可以根據其脅迫手段、受害范圍、后果等因素，依法認定為惡勢力團伙，符合犯罪集團規定的，依法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對于犯罪鏈條長、層級復雜的涉網黑惡案件，應當注重審查區分犯罪分子地位、作用、參與程度等，依法界定有組織犯罪的成員范圍。對犯罪集團內部各部門、成員之間圍繞犯罪行為存在互相聯系、支持和幫助的，組織成員應當對集團犯罪金額承擔責任，再根據成員的具體地位、角色以及參與時間長短，區分主從犯，對于從犯，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確保罪刑均衡、罰當其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洪某都，系犯罪集團財務管理人員。

被告人張某強，系犯罪集團物業管理人員。

被告人溫某兵，系犯罪集團管理人員及Q組代理。

被告人董某江，系犯罪集團F組組長。

其他390余名涉案人員基本情況略。

2019年11月開始，李某思、曾某運（均在逃）等人為了攫取巨額不法利益，以高薪工作、報銷路費為由，先后利誘、招攬并組織被告人洪某都、曹某州等數百人偷渡至緬甸邦康地區，專門采取視頻裸聊方式，以脅迫為主要手段勒索被害人財物，逐步形成以李某思為首，曾某運、劉某南（在逃）、許某來、洪某都等人為重要成員，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活動的犯罪集團。

該犯罪集團通過培訓其招攬的員工，設置專業話術劇本，以網絡曖昧、網戀為誘餌誘騙受害人入套，以下載專門App進行視頻在線裸聊為由，誘騙被害人下載木馬程序以獲取被害人手機通訊錄及短信信息，通過播放事先準備好的帶有裸露女子內容的視頻短片冒充真實裸聊場景，在此過程中截取、錄制被害人裸體視頻，再以發被害人裸體視頻給其親屬、朋友、單位領導等進行威脅，通過網絡對我國境內公民實施敲詐勒索。

該犯罪集團設后勤部、后臺組、29個“裸聊”敲詐組、7個“殺豬盤”組和5個為犯罪集團提供技術支撐和支付結算的“碼商”“Q商”“粉商”。犯罪集團成員相對固定，分工明確，配合緊密，以實施敲詐勒索為主，又先后實施組織他人偷越國境、侵犯公民個人信息、非法拘禁等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百姓，被害人遍布國內各地，擾亂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造成一定社會影響。截至2020年11月，該犯罪集團對我國各地被害人實施敲詐勒索金額高達人民幣1.2億元。其中，被告人洪某都于2019年11月至2020年5月期間，在該裸聊敲詐勒索犯罪集團中擔任財務，對接集團11個小組的財務工作，負責部分敲詐勒索資金的收取、對賬以及工資發放。

2020年11月至2022年8月，浙江省溫州市公安機關以敲詐勒索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非法拘禁罪等罪名，分批將涉及集團骨干、組長、小組長、業務員、下游碼商等多個層級共計443名犯罪嫌疑人移送溫州檢察機關審查起訴。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溫州檢察機關以敲詐勒索罪、組織偷越國境罪等對洪某都、張某強等共計405人分批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并認定該跨境裸聊犯罪集團為惡勢力犯罪集團。截至2022年11月，人民法院對394名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至有期徒刑七個月不等，并處罰金的刑罰。

【指控和證明犯罪】

（一）會同公安機關查明事實，依法認定網絡惡勢力犯罪集團。一是加強與公安機關溝通協調，有針對性加強偵查取證工作。該案爭議焦點之一是，該犯罪集團是否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為此，辦案組圍繞黑社會性質組織“四個特征”，先后制發10余份偵查取證意見，要求重點圍繞犯罪集團是否對被害人家屬、親友等實施滋擾行為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社會中的控制和影響程度等進行取證。經進一步偵查取證，尚未發現對被害人的周邊親朋頻繁滋擾的充分證據，不足以認定形成黑社會性質組織的危害性特征，但經過補充偵查案件涉案金額由500余萬元增至1.2億元，并新增了犯罪組織對內部員工暴力管理行為的證據。二是加強研究論證，認定該犯罪集團的行為特征與危害性特征尚未達到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認定標準，但根據實施犯罪過程中所體現出的手段的惡劣性、受害范圍的廣泛性等特點，已符合惡勢力“為非作惡、欺壓百姓”的認定標準，故依法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行為特征方面，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始終是黑社會性質組織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的基本手段。該犯罪集團的行為主要表現為以侵害名譽為要挾非法獲取財物，如“兄弟，你好好看下這個是不是你的通訊錄和你在網絡上裸聊的視頻，你想不想處理”，此種行為方式與一般的網絡敲詐勒索個案并無明顯差異，且這種匿名實施的威脅、恐嚇，尚達不到在網絡空間和現實生活形成一定區域的組織威懾力。在案證據體現的暴力僅系集團對被騙至境外不服從工作安排的內部員工實施非法拘禁、毆打等管理行為，應視為控制管理內部成員組織特征的表現形式，而非行為特征。故，該案尚不具備黑社會性質組織的行為特征。危害性特征方面，該犯罪集團涉及國內受害人群分布全國各地，現有證據表明其犯罪手段主要是針對被害人本人害怕因裸聊名譽受損被迫交付財物實施威脅，除個別家屬接到過告知電話外，一般不存在對被害人的周邊親朋頻繁滋擾而導致他人無法正常生活，嚴重破壞正常經濟和社會生活秩序的情況，其影響較為隱蔽、單一。因此，綜合行為手段和危害后果，在案證據尚不足以認定該組織屬于黑社會性質組織。

（二）細致甄別、依法認定網絡犯罪惡勢力犯罪集團成員。該案爭議焦點之二是，是否應將全部到案人員均認定為惡勢力犯罪集團的組織成員以及如何劃分主從犯。一是明確界定涉惡組織成員標準。該跨境裸聊犯罪集團涉及犯罪嫌疑人近千人，除中高層管理人員之外，還有后勤部、后臺組、29個“裸聊”敲詐組、7個“殺豬盤”組和5個為犯罪集團提供技術支撐和支付結算的團伙，涉及集團骨干、組長、小組長、業務員、下游碼商等多個層級。對于小組長層級以上人員，一般參與時間較長，且組織、指揮其他人員實施敲詐勒索犯罪，原則上應認定惡勢力犯罪集團成員，而對于業務員、下游碼商等普通組員則根據其參與時間、有無直接實施敲詐勒索行為、有無拉人入伙以及非法獲利等情況綜合判斷，避免“一刀切”。如已判決的被告人洪某都、張某強、溫某兵等重要成員、董某江等小組長以及顏某煬等參與程度較深的組員共計76名均認定為涉惡組織成員。二是明確共同犯罪中主、從犯劃分標準。厘清各個涉案人員參與犯罪集團的時間、參與程度、個人獲利情況、參與犯罪的原因等情況，明確集團的財務管理人員、現場管理人員為該犯罪集團的重要成員，系主犯，對小組長、組員等層級較低的人員認定為從犯。

（三）統一標準，依法認定犯罪數額，確保罪責刑相適應。該案爭議焦點之三是，組員、小組長、大組長（若一組里面組員較多則分成多個小組，每個小組設一名組長，小組長接受大組長管理）等各個層級定罪量刑時，是按照個人參與期間具體實施的敲詐勒索金額認定，還是按照參與期間犯罪集團全部金額認定。圍繞上述問題，分析研究后認為，參考2016年兩高一部《關于辦理電信網絡詐騙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多人共同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應對其參與期間該詐騙團伙實施的全部詐騙行為承擔責任。本案涉及罪名雖然是敲詐勒索，但在犯罪手段上均系利用網絡實施涉眾類的侵財犯罪，其背后法理是相通的。對于共同犯罪尤其是集團犯罪，如果集團內部小組之間、成員之間存在聯系、支持和幫助，成員就應當對集團金額承擔責任；如果是“各自為政”，相互關聯性弱、獨立性較強的，則原則上應當“責任自負”，僅對個人參與實施的犯罪數額承擔刑事責任。專案組在閱卷中發現該犯罪集團統一食宿，進行統一管理，統一提供碼商粉商等技術支持，部分已歸案的骨干人員和組員均供稱組織存在被害人甄別流程，經分析認為是“大魚的”，組員“釣上來”直接交由組織安排的“槍手”跟進，并且組員、“槍手”也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各小組之間成立交流群，相互探討技術問題，足以體現該犯罪集團小組之間、成員之間存在一定的聯絡、支持和幫助。故，一是該犯罪集團的組長、組員及負責技術、后勤等幫助、輔助行為的人員，按照參與期間犯罪集團全部金額認定，個人金額、獲利情況能夠查實的，在事實認定中一并表述并作為追繳判項的依據。二是量刑尺度統一到成員的具體地位、角色以及在窩點的時間長短，如上述人員按集團犯罪全部金額認定后，可以認定為從犯，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從而確保罪責刑相適應。三是參與時間明顯較短（如不超過一個月的）且無法查實個人具體敲詐勒索數額的，可不作犯罪處理。

【典型意義】

隨著黑惡犯罪不斷向互聯網延伸，犯罪鏈條不斷拉長，各類網絡上下游犯罪等新型犯罪日益增多。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裸聊”的行為極具有誘惑性、隱蔽性，“裸聊”行為雙方甚至可能涉嫌傳播淫穢物品、淫穢表演等違法犯罪。不法分子抓住被害人因為裸聊被敲詐而羞于報警的心態，牟取不法經濟利益，不僅侵犯他人財產，同時也對被害人的心理造成嚴重侵害，且在全國范圍針對不特定人實施，影響范圍廣，因此依法嚴厲打擊懲治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裸聊”敲詐犯罪刻不容緩。在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裸聊”敲詐案件中，應當準確理解信息網絡空間與現實社會的交織關系，在是否應當認定為涉黑惡犯罪組織的問題上，除了要查清組織特征結構、經濟特征外，尤其要嚴格把握組織行為特征。

來源：最高人民檢察院微信公眾號

信息來源：浙江檢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