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條新聞引起關注：文化和旅游部、農業農村部、國家鄉村振興局三部門發聲，2023年，將舉辦“大地歡歌”全國鄉村文化活動年，推出全國“村晚”、全國廣場舞展演等鄉村文化活動。三部門共同聚焦鄉村文化建設，可見這件事兒分量之重。
“看到臺下觀眾那么多，翻跟頭都特別帶勁。”婺劇演員楊霞云說。這兩天，在金華武義，浙江婺劇團派出了上百人的演出陣容，包括“梅花伉儷”楊霞云、樓勝，“白玉蘭主角獎”得主陳麗俐、李烜宇等，從18日晚到21日晚，連演7場婺劇經典大戲，場場爆滿，不少村民中午就拎著盒飯來占座了。這說明，基層群眾對精彩的文化活動也十分喜愛。
處于供給“末梢”的廣大基層和農村，一直是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重點，也是文化資源下沉落地的難點。然而，曾經，“喇叭一響，看電影的人一操場”“戲班子一來，男女老少全村出動”……如今，這樣的景象似乎很難再現。年前，在一條熱搜視頻中，十余人的戲班在風雪中表演一個多小時，觀眾卻只有一個孩子。
(資料圖片)
送下鄉的文化如何才能真正送到百姓心坎上？這是一道必答題，也是一道“既要、又要”的辯證題。
一
文化下鄉已經走過將近三十年歷程。在浙江，一個覆蓋省市縣鄉村五級的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已經建立起來，基層文化陣地的覆蓋面也十分廣泛，比如農村文化禮堂就已超過2萬家，也涌現了不少文化下鄉的典型做法，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基層對文化的渴求。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也應看到，一些地方的文化下鄉活動未能真正發揮文化惠民的作用，群眾的獲得感并沒有那么強。筆者將之歸納為以下四類：
送來的群眾不喜歡，群眾想要的卻看不到。隨著智能手機普及，百姓接觸信息的方式今非昔比。走進農村，看直播、刷視頻，甚至自己出鏡的大伯大媽比比皆是。反觀部分地區的文化下鄉活動，依然“老方一帖”——戲曲、電影和展板“老三樣”。臺上演得熱鬧，臺下手機刷得入迷，“文化大餐”舊瓶裝舊酒，老百姓自然不買賬。
不僅如此，文藝團體輪流到各個村演出，來的時候尚且熱鬧一兩天，演出完了人就走，文化看似送到了，卻始終難以真正給村民留下點什么。
群眾內心滿不滿意不重要，但必須要來“拍個照、留個痕”。文化下鄉的主體應是群眾，可部分地區本末倒置，主體成了各級主辦單位，群眾只不過是來湊數的“模特”，某些地區甚至向各村攤派“人頭”。由此，檢驗文化下鄉的成果不再是群眾滿不滿意，而是臺賬做得好不好、照片拍得好不好。
部分地區在開展文化下鄉時，并沒有深入農村做調研，而是坐在辦公室里“依葫蘆畫瓢”定計劃下指標，時間差不多了就下鄉送個戲、送點書，拉來一群觀眾坐一坐、拍個照，讓活動變了味、走了樣。盡管群眾口上不說，想必心里是不會滿意的。
明星村文化活動過剩，偏遠村卻“望穿秋水”。有的單位在開展文化下鄉時，過于追求宣傳效果和領導關注，喜歡將活動安排在一些“明星村”；有的單位為圖自身便利，傾向將活動安排在一些近郊村，且時間上多集中在年關時節或重要節日，由此造成有的村“你方唱罷我登場”，有的村“望穿秋水不見來”。
送的文化，只能單選，不能多選。就像人有酸甜辣咸的口味喜好，群眾對文化生活也有偏好選擇。但長期以來，文化下鄉活動缺少與受眾的互動，主要以“政府端菜”為主，造成群眾對文化內容要么過剩“吃不下”，要么滯脹“難消化”，浪費文化資源不說，還消減了百姓對文化服務的興趣。
如果文化下了鄉卻“留”不下，那就只是一陣“風”，在群眾心里掀不起波瀾，贏不了真心實意的掌聲。
浙江臺州亂彈劇團送戲進基層演出，受到群眾歡迎
二
文化下鄉，為何“供需不對路”、“送了留不下來”？
背后原因是多方面的，認知、機制、人才……不一而足，再深究一步，主要有幾種心理在作祟：
其一，用“俯視”心態看待文化下鄉，將農村視為“低端文化”的地盤，認為城里過時的文化活動，在村里依然時髦。
有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農村網民規模為2.93億，農村地區互聯網普及率為58.8%。而伴隨著中國城鎮化水平的不斷提高，一批批走向城市的村民，帶回來的不僅有增長的收入，還有與時俱進的文化理念。
從某種程度來說，如今很多鄉村，比城里還要“潮”。當村民都在用手機玩直播，文化下鄉的形式和內容，還停留在上個世紀的做法，注定很難贏得大家的認可。
其二，用“行政”思維推動文化下鄉，只是簡單從政績角度作決策，把“做了當成做好了”。
筆者曾聽說過這樣的情況：前些年，一些地方鄉鎮文化站，高標準配置了一些電腦編程教材、全英文輔導書等，在宣傳上卻美其名曰打造了媲美城市圖書館的鄉村書房。殊不知，這種完成任務式的文化下鄉，根本對接不上村民的需求，導致這些書只能躺在那里積灰。
文化下鄉是要將文化送到農村、送給農民朋友，但若是純粹將之視為一種行政手段，僅僅是自上而下的單向輸送，就很容易成了“虛假繁榮”。
其三，用“對付”心理對待文化下鄉。
在部分地區，文化工作者不愿讓雙腳勤沾泥土氣，經常關門搞創作，甚至抗拒去偏遠農村，這自然無法走進村民心中。敷衍了事的節目，也無法讓廣大群眾共情。
當然，這背后也有現實因素。比如，文化員常兼著好幾個崗位的活兒，連安排日常文化活動都無暇顧及，更別說要絞盡腦汁策劃新活動。有時不能夠做到盡善盡美，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盡管如此，這也不能成為事情做得不夠好的理由。
2023年春節前桐廬縣文化發展中心送“福”送春聯到新合鄉
三
文化下鄉的“正確打開方式”是什么？筆者認為，可以做到四個“想清楚”。
首先，想清楚文化下鄉為誰而送。
文化下鄉的本質是做群眾工作，送之前要搞清楚群眾“想什么、要什么”，送之后要了解群眾“滿意不、開心不”，讓村民說了算，既給“點菜權”，又給“評菜權”，這樣群眾才會和你掏心窩子，這樣的文化下鄉才能收獲群眾發自內心的“贊”。
比如，在杭州建德航頭鎮航川村，村里每周都會開辦攝影課，村民跟著文藝村長學習攝影知識，自己當模特，自己用手機拍攝。從最初只有本村10余名學員參加，發展到周邊村民紛紛前來，最多時有100余名學員，甚至還有70多歲的奶奶前來打卡。這個項目，就是鎮里文化干部在走村入戶時和村民聊天聊出來的。
其次，想清楚文化下鄉為啥要送。
文化下鄉，從面上看，是為了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進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往深層看，文化下鄉也是為了激活鄉村文化這一富礦，在將文化送下鄉的同時，種下屬于農村自己的文化種子。
比如，江浙一帶很多村莊都曾有舞獅舞龍、腰鼓花鼓等傳統文化節目，但近年來由于農村人口老齡化，這些傳統節目面臨失傳的窘境，我們的文化下鄉如能聚焦本土文化、培養本土人才，讓農民群眾既當觀眾又當主角，就像群眾自編自導自演的“村晚”一樣，那一定會叫好又叫座，并且能將“送文化”變成“種文化”。
第三，想清楚文化下鄉靠誰來送。
我們的社會不缺文化人才，缺的是聚才留才的平臺和氣魄。政府有關部門不光要自己干，更要在廣袤的農村大地，為各路文化人才搭好臺，吸引他們聚到一起干。
他們，可以是鄉村本土文化人才。如湖州長興推出“文藝村長”，幫助村里組建文藝團隊，讓一大批鄉村優秀文藝骨干脫穎而出，成為當地的鄉土“藝術家”。
他們，也可以是藝術院校的專業學生。如浙江傳媒學院每年利用暑假開展“三下鄉”活動，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文化品牌賦能鄉村振興，諸如草坪音樂會等活動，都受到基層群眾的歡迎。
他們，還可以是在外鄉賢。如從淳安縣屏門鄉走出去的杭州戲曲家協會副會長王姝蘋回鄉辦起了屏門睦劇學校，建起了睦劇展示館，教鄉親父老和孩子們唱睦劇，讓睦劇成為當地群眾喜愛的特色文化，也成為當地的一張名片。
最后，想清楚文化下鄉如何因勢而變，與時代共同起舞。
技術變革的日新月異讓文化下鄉有了N種新可能。互聯網、云儲存、大數據讓云舞臺、線上送、聯動送成為現實，3D、VR、AR等技術讓全息影像生動呈現。從傳播渠道看，只要內容夠好，群眾夠喜歡，觀眾都能成為我們的宣傳員，帶來數量級的傳播力和影響力。
比如，紹興、衢州等地，將文化供給上線到云上，開啟文化下鄉“點單”模式，根據群眾點單，提供群眾想看且愛看的節目，精準提供公共文化服務。
文化下鄉的初衷是什么？把思路理清楚，才能把一場文化活動當作事業來追求。
“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對于文化下鄉而言，在文化禮堂等硬件設施基本到位的今天，需要考慮的是，如何在細水長流中充實“軟件”，激發文化下鄉的“內驅力”，讓村民們在潛移默化中受到熏陶，真正讓文化留下更留香。
來源：浙江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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