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三胎后，張藝謀妻子陳婷在社交平臺發文——“提前完成任務”。
(資料圖片)
因為她已經與張藝謀一起生育了三個小孩：張壹男、張壹丁、張壹嬌，其中長子張壹男已經成年。
隨后張藝謀工作室互動回應，發了三個“努力加油”的表情包。
而就在同一日。
還有另一件與張藝謀有關的事也在發酵。
有媒體曝料：張藝謀再次起訴曾經的老板兼合伙人張偉平。
案由為損害公司債權人利益。
事情要放在一起看。
很快就有網友在這條新聞下聯想到了張藝謀7年前的天價超生罰款。
2013年，張藝謀被演員何珺舉報超生，隨后在2014年初被相關部門處以748萬的天價罰款。
同年張藝謀起訴了張偉平拖欠其電影《三槍拍案驚奇》應得票房分成1500萬。
曾經在影視圈呼風喚雨的張偉平因此在2019年被法院限制高消費，成了“老賴”。
因為“超生事件”之前，中國電影圈的第一大瓜正是張藝謀與張偉平鬧得轟轟烈烈的“兄弟決裂”。
于是有人說張藝謀超生被“點”，是張偉平的策劃。
張藝謀的“御用”文學策劃周曉楓在歷數張偉平“十宗罪”時也曾單方面提到：張偉平“策劃了爆料超生事件”。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已經很難去探究。
舉報張藝謀的何珺公開澄清：“此事與張偉平根本沒半點關系，我倆也不是親戚”。
本來是好兄弟和搭檔，最后卻要“老死不相往來”。
如果將張藝謀慶祝“三胎”和再度起訴張偉平這兩件事放在一起：
這不單是7年前中國電影圈第一大瓜的延續，更是踩到一個中國影視行業諱莫如深的“陷阱”：資本對創作者的“霸凌”。
“二張”“馮王”和“信馬由姜”
當年張藝謀和張偉平是怎么認識的呢？
最早是1989年的一個飯局上。
張偉平看到同桌的鞏俐“沒完沒了地給張藝謀夾菜”，這讓他很羨慕導演這個職業。
兩人有一句沒一句地聊，最后聊成了朋友。
但他們真正開始合作拍電影還要等到1996年。
因為張藝謀的新片《有話好好說》被資方嫌棄，撤回了投資。
有話好好說
最后是張偉平拿來2600萬搞定了錢的問題。
結果呢，《有話好好說》上映后還是賠錢了。
只是作為商人，張偉平嗅到了不同的味道。
《有話好好說》4000多萬的票房讓他覺得這個市場如果運作得當，大有可為。
于是第二年，張偉平砸了1000萬成立新畫面影業公司，他任董事長，張藝謀任藝術總監，出于信任兩人甚至連合同協議都沒簽一份。
二張幾乎開了中國知名導演與資本深度綁定的先河。
再加上差不多同一時期馮小剛與華誼王氏兄弟的聯手，以及后來稍晚的姜文馬珂組合。
中國電影開始進入資本時代，逐漸告別過去大制作僅出自傳統電影廠，社會資本小打小鬧的局面。
但問題很快也接踵而至。
二張合作之下張藝謀接連拍了《一個都不能少》、《我的父親母親》、《幸福時光》三部文藝片。
拿到一座威尼斯金獅，一座柏林銀熊，還捧出一位章子怡。
但都不怎么賺錢，甚至賠錢，張偉平投資投了個寂寞。
盡管后來他對外聲稱投張藝謀就不圖回報，是兄弟義氣。
然而在商言商，張偉平很快就在“大片時代”開啟了自己“粗暴”干涉張藝謀創作的強勢模式。
拍《英雄》雖然創作以張藝謀為主，但李連杰、梁朝偉、張曼玉、章子怡、甄子丹、陳道明這個通殺華語電影的陣容背后少不了張偉平的“指手畫腳”。
接著力求趁《英雄》熱度打鐵的《十面埋伏》則讓張藝謀深陷“口碑危機”。
但張偉平的干涉還在不斷加碼。
2006年拍《滿城盡帶黃金甲》，張偉平強行塞給張藝謀一位周杰倫。
好在周董演技在線，也是只比原劇本多出一個角色來，所以沒出大問題。
不過等到2009年的《三槍拍案驚奇》就沒這么幸運了。
張偉平強行塞進整個趙家班，要求以當年爆紅全國的小沈陽當男主。
很多年后小沈陽自己都曾反思：當年拍電影什么都不懂，以為和二人轉一樣，甚至連機位都找不到。
于是這么一部“花花綠綠”的電影成了張藝謀職業生涯最慘的一次失利。
由此，二張之間關于資本和藝術的矛盾抵達頂峰，接著就是最后一根將其壓垮的稻草《金陵十三釵》。
其實不止張藝謀與張偉平。
當年姜文的投資人馬珂對媒體說：“姜文信我（馬珂），我由著他（姜文）”。
讓“信馬由姜”的說法流傳于江湖。
但當《一步之遙》血虧上億后，馬姜二人的合作還是逐漸退出了舞臺，到《邪不壓正》時，站臺的就只剩姜文自己了。
同樣，馮小剛與華誼的合作盡管至今依舊保持著緊密聯系，但馮小剛與華誼在資本市場上對賭失利，賠償華誼2億多也是事實。
能不能站著把錢掙了？
電影需不需要資本。
答案是肯定的。
但面對資本，中國導演基本呈現兩種狀態：
一是以張藝謀為代表的，妥協。
作為一位拍文藝片出身的導演，張藝謀不止一次說過：“我更多想通過電影表達我自己對生活的看法。”
《三槍拍案驚奇》翻拍自好萊塢科恩兄弟的黑色電影《血迷宮》。
本來張藝謀想拍一部嚴肅的懸疑片。
但當張偉平為了“流量”一股腦塞進整個趙家班時，它不得不變成一部“鬧劇”。
因為資本的強勢，妥協了拍攝的初衷。
而馮小剛和周星馳的妥協則是在票房“對賭”壓力下，開足馬力生產電影。
保量的同時不一定能保質。
就像姜文有段流傳很廣的話：
“電影應該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
“你拍的東西是葡萄，很新鮮的葡萄，甚至還掛著霜，但你沒有把它釀成酒，開始時是葡萄，到了還是葡萄........不能僅僅滿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鮮榨葡萄汁。”
在資本壓力下，導演們紛紛把電影都拍成了“葡萄汁”，還是兌水的那種。
而把電影當酒拍的姜文，恰好變成了資本面前中國導演的另一種代表：硬剛。
《讓子彈飛》那個拒絕3000萬白酒植入的“典故”，讓姜文形象變得又高又硬。
但其實大眾只看到《讓子彈飛》姜文的功勞，忽略了電影背后資本一定程度對市場的平衡。
這種硬剛到了《一步之遙》，姜大爺就徹底“信馬脫韁”了，開始了自己不計市場代價的放飛自我。
拍的電影又回到了大多數觀眾看不懂的狀態，而市場失利會帶來兩個后果：
一是沒人投錢拍片了。
二是下一部電影資本投入時，可能要求干預更深，否則不給錢。
那關于資本和藝術的合作有沒有正面案例？
有，我們隔壁的韓國人。
90年代中期韓國電影人明確提出了一個“優質電影”概念：
既最大限度活用類型片框架、明星體制，但又要兼顧導演的個人風格，成為得到大眾認可的高質量商業電影。
翻譯過來就是：既要討市場歡心給資本以回報，又要堅守導演的創作初衷，達成平衡。
而這種模式的集大成者，就是奉俊昊的《寄生蟲》。
橫掃戛納、金球、奧斯卡的同時，它又是一部制作成熟好看的商業電影。
這就要求資本必須懂電影，尊重電影規律。
而電影人也要軟硬“兼施”，既尊重資本對回報的天然需求，也要堅守自己對創作的態度和底線。
所以，資本其實是把雙刃劍。
正是因為它的這個屬性，長久以來在中國電影圈諱莫如深，就像隱秘的痼疾。
它的好，電影人不屑提及；它的壞，電影人也不愿翻到臺前。
直到多年前二張關系的徹底“拉爆”，才第一次赤裸裸將資本與藝術的“矛盾”扔到地上。
怎么拍電影？
拍什么樣的電影？
我們是時候做選擇了。
文/紅豬看電影編輯部：打個大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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