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負7案的“殺人魔女”勞榮枝落網 庭審中稱被脅迫才成為重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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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朋友都知道“斯德哥爾摩綜合征”，它又稱“人質綜合征”、“斯德哥爾摩效應”等，指的是受到恐嚇和迫害的人對恐嚇和迫害者產生了相信、服從、依賴甚至同情、憐憫等情感，兩者的關系是恐嚇和迫害者是強勢的一方，受恐嚇和迫害者是弱勢的一方，后者視前者為強者或者說領導者，前者是后者為受支配者，因此后者往往會完全聽命于前者，那么前者通常就會對后者為所欲為，甚至有時候后者還會反過來幫助前者。

去年11月28日，身負7案的“殺人魔女”勞榮枝落網，從那個時候開始勞榮枝案就備受關注，今年12月21日勞榮枝案開庭審理，可能大家都沒有想到的是此女利用了“斯德哥爾摩效應”來為自己辯護，雖然她沒有明說“斯德哥爾摩綜合征”一詞，但庭審中她表示是因為被法子英脅迫才成為重犯的，稱法子英以她的名譽和她及她的家人的生命為要挾，迫使她去做犯法的事情，以她為誘餌勾引男性作為人質進行搶劫和敲詐勒索，之后再殺害，1996~1999年的兩年多時間中，兩人以勒索錢財為目的共同殺害了7人。而且法子英對他毫不憐惜，迫使它去夜店坐臺，還導致她多次墮胎，有時墮胎當天還強行占有她，說的是相當可惡，而且說法子英伏法之后她相當高興，覺得是警察為民除害了。

勞XX的話語想表達的意思很明顯，就是她是被脅迫的，法子英是相當兇惡沒人性的，那段時間中她不得不服從法子英去做犯法的事情。勞榮枝在與法子英共同犯案的過程中，她的表現是否屬于“斯德哥爾摩效應”，雖然不會成為案件判決的關鍵因素，卻也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判決結果，在全球大部分國家中，“斯德哥爾摩效應”并不會作為一種非正常人的征狀左右成年人案件的判決，但是會作為案件判斷的參考。

按勞XX所講的說法，她肯定是被迫服從法子英的，但是判案講究的是證據，不會只采信一面之詞，但是她在法庭上那樣說，又需要拿出證據來證明到底是不是她說的那樣，如果她是為了自保而故意那樣說，那原則上也需要證據證明不是她說的那樣。

“斯德哥爾摩效應”的名稱源自于1973年8月23日發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的一次銀行搶劫案，歹徒搶劫失敗之后，挾持了銀行中的4名職員與警方對峙，在長達5天零10個小時的對峙時間中，在歹徒的強勢壓迫下，4名職員在立場上居然站到了歹徒一方，甚至有一位女職員還在官方對歹徒的審判期間與歹徒訂了婚。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據此認為，人在受壓迫的情況下會產生屈從甚至認同施壓者的情緒和心理，斯德格爾摩效應就是形容這種心理的，這種因恐懼產生的奇怪的奴隸般的心理能讓人質愛上罪犯，奇怪不奇怪？

人性是很復雜的，它本質上是以生存為第一位的，然后是講究怎樣活得好，也就是安全感、聲譽、生活質量和實現自我價值等方面的需要。因此在受欺負和迫害的情況下，人為了自我安全、求生和自保以及保護家人朋友等，常常會屈從于強迫者的意志，從而為強迫者服務，有時會逐漸以強迫者的意志為自我意志。那么勞XX是這樣的嗎？

從新聞報道中關于勞XX的事情以及表現來看，幾乎找不到她受脅迫的證據，她與法子英在一起的時候早就已經是成年人了，完全有自我判斷和行動的能力，她在與法子英共同的7次作案期間曾經數次分開，一個人輾轉過多個城市，但都是自動要到與法子英說好的地方會合，這期間她完全可以擺脫法子英，也可以告訴警方。法子英與他的會合地點，即便她不愿意被抓，她也可以匿名舉報，從而幫助警方抓捕法子英，使之不能再為害人間。

如果說她擔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實際上她也完全可以避免，她有著太多讓法子英伏法的機會，比如在她出去坐臺的時刻，甚至是兩者挾持人質，一人去取錢的時刻，她都可以報警讓警方將法子英抓捕歸案。但是她并沒有那樣做。兩人在一起的兩年中，顯然法子英并沒有限制她行動的自由，也沒有強迫和恐嚇她的證據，而她作為一個成年人，也完全有著理性判斷和行動的能力，因此她以“斯德哥爾摩效應”為借口也是說不通的。法子英于1999年7月28日在作案后的負隅頑抗中被捕，于同年的12月份被槍決，勞XX事先逃脫，之后亡命天涯混跡社會20年，直到去年底落網。在這期間她肯定想過很多如果被抓捕后如何為自己開脫罪名的方法，作為一名中專畢業可以在小學任教的語文老師，她也完全有自學法律的能力和可能，但也不排除之后有人指點她保命的方法，因此她才會那樣說為自己開脫。

“斯德哥爾摩效應”通常最容易在未成年人中產生，因為未成年人一般還不具有正確的識別、判斷和執行能力，善惡分辨能力和法律意識還都不強，從小養成的對大人的依賴能力使其更容易對強者形成依賴，因此比較難做出正確的判斷、選擇和行動，但是勞XX的表現顯然不太符合這一效應的特征。

您認為勞榮枝的表現是斯德哥爾摩效應嗎？可以在下面聊一聊喲！參考資料：《時代周報》12月22日文章《勞榮枝案庭審“下半場”：檢方稱犯罪突破人性底線，她還想要個機會》